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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2019年10月10日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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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群: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几代领导集体不懈努力形成的,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包括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政策都不会改变。如果说有所变化,那么也将是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支持力度。“哈哈哈!”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亲切地对张学思说:“你是个少爷公子出身,过去的生活条件那样好,初到延安,我担心你生活受不了呦!”张学思爽快地回答:“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过的,过得很愉快。他们能行,我也能行!”张学思将自己的心里话跟毛泽东讲:“延安虽然艰苦些,但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什么地方都好。在家里,衣食住行是都很优越,但那个家庭,只有享乐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再好的东西吃着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是最好的大学。”甘肃快三出豹子“三鹿毒奶粉”事件过去6年,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如今已悉数复出。媒体梳理2008年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发现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中半数均已复出,起复相隔时间多则一年以上,短则半年左右。 官员因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被免职,一段时间后复出任职,很容易被认为当初免职只是为应付舆论,官员只是避一下风头,所以能很快东山再起,好官照当不误。人们对免职官员频频复出很有意见,一方面是出于朴素的义愤,认为有关方面一会儿将官员免职,一会儿安排他复出,全无惩戒处理的意味,简直形同儿戏。另一方面,不少人对有关官员免职的制度和规定不甚了解,以为免职是对官员多么严重的处理,以为官员被免职后复出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于是每次读到免职官员复出的新闻,就气不打一处来。 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迅速对某些官员作出免职处理,的确有回应公众吁请、缓解舆论压力的考虑。正因为将官员免职首先是为了应付舆论,而不是为了对违规违纪或怠惰失职的官员进行惩戒,有关方面才会充分发挥“免职”这一特殊处理措施的特殊作用,为事后官员复出埋下伏笔。 这里面的玄机在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简称《问责规定》)2009年7月正式实施之前,免职既不是对官员的一种处分形式,也不是对官员的一种问责形式。有关方面为应付舆论将某官员免职,让人误以为该官员受到了“严厉处分”,不久该官员复出任职引发舆论质疑,有关方面则可以辩称,当初对该官员免职并不是问责或处分,而是正常的工作调整,其“复出”不受级别和时间的限制。如此“赖账”虽然会引发公众更大的质疑,但毕竟官员已经复出,生米煮成了熟饭,你能奈他何? 2009年7月《问责规定》正式实施,免职与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并列,组成对党政官员问责的制度体系。规定明确,官员受到问责后,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其中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官员,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样,突发事件或其他公共舆论事件发生后,如果对官员作出免职处理,就是一种明确的问责措施,事后,有关方面再也不能“耍赖”说这是正常工作调整。然而,官员以被免职的形式受到问责处理,其代价不过就是取消评优评先进、一年内不得担任原级职务,一年后仍可堂而皇之复出任职,谁能奈他何? 无论是有关方面玩“以免职代替处分”的把戏,还是让官员先免职再“依法复出”,都会给人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印象,势必有损干部管理制度的严肃性,有损政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当前,亟须全面整合《问责规定》、《党纪处分条例》、《公务员法》等党纪国法条规,尽量少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软性问责”形式,更多地采用记过、降级、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处分手段,切实抬高官员复出任职的门槛,强化官员责任追究制度的教育惩戒作用。尹大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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